在当代电影叙事中,女性觉醒题材常陷入两种窠臼：要么沦为口号式的宣言，要么陷入苦大仇深的悲情叙事 ，而《可怜的东西》却以一场荒诞的脑叶切除手术为起点 ，用弗兰肯斯坦式的躯体拼接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怪诞美学，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构建了一座令人战栗的迷宫 ，这种看似离奇的叙事策略 ，实则是导演欧格斯·兰斯莫斯对女性觉醒本质的深刻洞察——真正的自我认知从来不是温顺的产物，而是对既定秩序的彻底颠覆与重构 。
影片的主角贝拉从一个被丈夫控制的“婴儿 ”开始，她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对理性主义的反讽 ，当她被替换为羊脑后 ，其认知世界的方式彻底脱离了文明社会的规训：她用嘴丈量世界，用身体体验欲望 ，在混乱中摸索人性的边界 ，这种非理性的成长路径，恰恰解构了传统女性叙事中“循序渐进 ”的觉醒模式 ，女性的自我意识从不是靠教育或规训就能唤醒的 ，它更像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，如同影片中那些游走在伦敦街头的半人半兽 ，用最本能的方式对抗着文明的虚伪面具 。
荒诞外壳的精妙之处,在于它让那些被日常逻辑遮蔽的真相得以显影 ，当贝拉在妓院中通过性爱体验快感，在餐桌上生食牛排时 ，这些行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框架下是“不正常”的 ，但恰恰是这种“不正常 ”，撕开了父权社会用文明编织的谎言，影片用夸张的视觉语言——比如巨人国的婴儿 、会说话的chimp——构建了一个倒置的世界 ，在这个世界里 ，所谓“正常 ”的男性反而成了扭曲的象征，而那些被定义为“怪物”的存在 ，却展现着更接近本真的生命力。
这种叙事策略的高明之处,在于它拒绝为观众提供简单的道德判断 ，贝拉的觉醒并非线性上升，而是在堕落与重生 、疯狂与清醒之间反复横跳 ，当她最终选择戴上眼罩 ，回归最初的无知状态时，这一看似倒退的结局实则完成了对“觉醒”的重新定义：真正的自由不是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，而是拥有选择“无知 ”的权利 ，影片用荒诞的镜子照见了女性觉醒最残酷也最真实的面貌——它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胜利，而是在破碎中不断重建自我的永恒挣扎 。
当贝拉最后在船上张开双臂,迎向未知的风暴时 ，那具曾被切割、重组的身体 ，终于成为了完整的自我，荒诞在此刻不再是逃避现实的借口，而是刺穿现实真相的利刃 ，它告诉我们 ，女性觉醒的故事之所以需要离奇的包装，因为唯有在超现实的维度里 ，那些被压抑千年的呐喊才能挣脱地心引力 ，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响 。